第56章 墙上爬满了青藤（1 / 1）

202X年，我五（小虾米）

好象喜欢上海的人还真多，那不是一般的喜欢，那真的是爱。许多人在上海待下了，就不走了，称自己是新上海人。无论是开出租车滴滴车的，做保姆月嫂保洁的，还是在玻璃大厦里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，在树荫下灯晕里开酒吧夜店的，还有男的女的外国人，很多很多外国人，打工的，唱歌的，开酒吧咖啡馆餐厅的，他们也自称是新上海人，来了就不想走的新上海人。到处都是新上海人，弄得整个上海成了南腔北调国语或者洋泾浜上海咸话的天下，把上海本地话都挤到角落里去了。反倒是一些老外会说出让你眼珠掉出来的标准的上海咸话。

我想起了二姐的一句话。当时，在昆明火车站，检票进站后，在电梯上，二姐对我说：你知道上海是什么吗？我说是大城市啊，特别大的一个城市。她说：告诉你小弟，上海是世界。这话好有震撼力，比“没治了上海”震撼得多。上海是世界，成了我在上海时经常会想到的一句格言。我发现二姐其实也是诗人呢，在她的骨子里。如果她多读点书，可能也没治了呢。

我早就是上海人了，我真的这样认为。这种自豪曾经是很普通的经历。不光在那些狭窄的弄堂里，而且，而且尤其在上海市中心的西南角，在我闻到大片大片的法国梧桐树味道的地方。我感觉，我知道，这地方也是我熟悉的，跟那些狭窄弄堂一样的熟悉。那优雅的气味，好象会从梧桐树大盖子上落下一种咖啡的味道来。我觉得，我知道，我曾经在那里走过。只不过好象是另一个我，或者另另的一个我。

在老和尚的钟第一次逆转之前，我并不知道我在窄弄堂里和梧桐树那里的感觉都是怎么回事，对气味和声音和其它许多东西的感觉，包括视觉，不知道那都是从哪里来的。

在我跟着钟的逆转知道了这些感觉的出处后，我甚至都叫得出来所有那些地方的名字，我说的是它们以前的名字，在我是徐志摩或者戴望舒的时候的名字，比如亨利路，霞飞路，四马路，比如四明邨。

还有老和尚。老和尚告诉我，他也是上海人。

老和尚真的说话算话，隔三岔五地给我发来语音。他在一个语音里是这样说的：孩子！你好吗？我继续说我的故事吧。

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热血青年，关心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的那种。那是我俗世的年代。我对中国从深深的苦难里走出来有着深深的感触，虽然我不喜欢现在许多国人过度的自豪感，那种飘飘然的自我感觉。为什么要当狼呢？当我们的人类不好吗？可是我理解这种自豪感，因为它来得太不容易了。今天，我就给你念念我年轻时写的一首这样的诗吧。你知道孙中山的。是孙先生带领国人，经过许多失败和磨难，最终推翻了满清王朝，走向了共和。我这首诗就叫《孙中山》：

教堂的钟声响了/全世界的音乐一齐熄灭/鸟语蝉鸣贝多芬德沃夏克全都熄灭了/巴赫的管风琴也窒息了随着/教堂的暗光流动浮着一片/黑压压的人头的海洋/阿Q的辫子李鸿章的帽羚甲五海战/的火光小凤仙俏丽的脸都在/黑压压的下面浮动而他/在海上漂着漂着想要抓住什么/可是又沉下去了又浮起来了浮起了/一大堆脸一大堆黄黄的牙齿黄黄的/皮肤一大堆麻木悲哀凝固的血/一大堆傻笑奉承茫然的哭/一大堆没有表情没有感情的面具/在海上沉在海上浮而他/浮起来了在遥远的地平线/升起了一面白灿灿的帆/和鸟语蝉鸣贝多芬德沃夏克和巴赫/和飒飒的树声树下爱情的曼多林/和教堂的钟声和管风琴/和血与火和彩色和光辉和没有麻木与没有悲哀

这回老和尚居然没有在念完诗就结束他的留言，他还说了下去，说他自己了：

我跟孙中山还做过邻居呢，在上海，当然是他在那里住过几十年之后的事。我出生和长大的房子坐落在思南路香山路口。你在上海，应该去那里看看。有人说思南路是上海最美的马路。我举禅杖赞成。

在香山路上，从思南路到复兴公园这段路很短，一共只有两幢房子。孙中山的故居在里面，靠近复兴公园的地方。我家的房子在思南路香山路口。我家在那幢房子的三楼。我爸爸是个诗人，不过名气比顾城的爸爸更要小得多，几乎听不到名字，几乎没有人还记得。所以就不具体说了。

是的，我的童年是幸福的，我记得那墙上爬满了青藤，青藤上有壁虎出没，就象我那首《童年》诗里写的。我记得我家的阳台特别大。但后来，我再次到那里，从马路上看过去，那阳台并不太大。可能童年能够放大一切吧，因为童年的人长得很小，就象法国小说里小人国的小人，看着什么都大得很。我记得阳台特别大，还有一个原因。一次，不知我犯了什么事，爸爸把我关到了阳台上去。我哭着，我小时候特别爱哭，我哭着，哭了好久，哭得天都黑下来了。那应该是天正好黑下来的时候，可我的印象里就是被我哭黑了的。这时候，阳台变得更大了，风吹着周围几棵大树，可怕极了。在我幼小的心里。

后来，在我当二灯和尚之前，我到上海，走了进去。两幢房子已经合并成了一幢，中间无缝衔接，全体成了孙中山故居。我走了进去，沿楼梯上行，一位中年人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，我说我想到三楼去看一眼，一眼就行，他说不行，这里是不开放的。我说，我在这里住过，我就是在这里三楼出生的，他说，在这里住过的人多了，政治局委员都有住过的。政治局委员？来头可真是不小。我爸爸顶多也就是一个无名诗人。我顶多也就是一个未来的和尚。我说的是那时候。

那次，我没能走到楼上去，去验证那个阳台到底有多大，当时已经长大乃至正在往老里长的我站在那里会有什么印象。我童年的印象不多，这几乎就是我全部的童年印象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听了老和尚五音特全抑扬到位的朗诵，听了他的童年故事，我居然哭了。老和尚写的那个故事发生的年代，甚至在近代之前了，或者说是近代的开始。我们中国人把代划得很清楚，但有时候反而模糊。这一百多年，按理说应该分成近代，现代和当代，可是现在谁也说不清楚隔离带在哪里了。而且这些每年都在推移。即使是老和尚童年的时候，也几乎属于近代了。关于孙中山和他那个时代，我读过一些相关的文章，中小学历史书里也有说到，可是我没有那样的激动过。或许因为我现在在上海了，或许这里比云南的大山距离那时候的历史更近，更或许，因为我的身份正在我不知不觉中丰富起来，我好象生活在那个年代或紧接着的那个年代了。我好象也能切身地感受到老和尚的童年。这好象又是一件奇怪的事。奇怪。对的，还是这个关键词。

从哭的角度说，我也象是换了一个人。以前我几乎是不哭的，从记事起，我就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哭过。也许在县城，当我被小鱼拉黑了之后那是第一次，疫情发生后爸爸抱着我奔波时那是第二次。上海人说，过一过二不过三。可是我早就过了三次了。我听了老和尚的语音留言会哭，我想起小鱼会哭。我又提到或者说又想到小鱼了。总不能想都不让我想吧？她在昆明还是在县城呢？她一定在打听我的消息。她一定还是在不停地孜孜不倦地给我写信，寄给我爸爸。小鱼。我的小鱼。这个让我想起来心尖会颤的小鱼。

算了，我还是交棒吧，交语言的接力棒，俗称话筒权，现在叫麦权。这回交给大哥。好吗？钟，转吧。转起来。去大哥那里。